沈昌文自承并非知识分子，但因在文化出版界执役多年，知道一些事情，因号称“知道分子”。
1950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在上海招收校对员，要求具有大学二年级的程度，我们几个同学就去了
所以，到了北京以后，我就按照非常正规的样子生活。我跟他们在一起，一起做校对，同时我还在继续自学俄语。为此，我又进了北京中苏友协的俄语夜校。那里跟我最要好的同学，是张治中的女儿，叫张素端，跟我非常熟，非常好。每隔一些天，就到她家里去一起补习俄语。他们家在新开路，那儿有一座小洋楼，是他们家的住宅。她会组织很多活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她就组织一些学习俄语的活动。
接下来，就到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了。在运动里，我比较积极，有点过于积极，第一次投入政治运动，很努力地参加。就这样，我的地位似乎不错了。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打击，又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在杨绛以后的小说里叫“洗澡”，我们当年叫“忠诚老实运动”。
既然讲忠诚老实，就要交代历史。我又忠诚，又老实，我是全部交代，把我过去的历史全都交代了，包括解放前为老板造假账的事情，也全部都交代了。于是，人民出版社人事部门的领导说：这个人不适合再留在北京，要让他回到上海去，等于要辞退我了。那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悲哀，等于以往全部的努力都白费了。
这时候，我的小聪明又起了一点作用。我俄语已经学得不错了，又翻译了一点俄语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到1954年，我又出了一本书，叫《出版物的成本核算》，搞出版的人不会俄语，会俄语的人谁也不懂那些出版的行话。我就在这个圈子里边嘛，我懂嘛！我又学了俄语，又学过会计，又在出版界工作，就把这本书翻译出版了。于是，我们的老领导王子野，包括范用，特别欣赏我，说：这个人不能走，他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下子我的地位就高了。
王子野不断地把我的东西推荐发表，而且在1954年8月份把我调去，做了他的秘书。我的地位更高了。接着，我又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这以后，就一帆风顺，没有再受过大的挫折。当然，被人批判是“白专道路”啦，去干校劳动改造啦，等等，那是有的。但是因为上边有保护伞了，就没有特别被打成问题特别严重的人物。
过多少年后到“文革”的时候，批判林彪的“急用先学”，我跟人说过，其实我是最早“急用先学”的。我通过“急用先学”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没有底子呀，全靠这个帮我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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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
这样，我在人民出版社就站住了，算个骨干。这就开始了我的所谓出版生涯。过去是到了出版社工作，可是出版生涯还没有开始。
当时，我的顶头上司是范用，因为他是总编室主任，我的编制是在总编室。我的业务是给出版社的领导当秘书。开头的时候，按编制来说，我的领导中，社长是胡绳，副社长是叶籁士，第三位是王子野。以后叶籁士调到了文改会，领导文字改革了。出版社的领导工作要加强，就从广东调来了一位大人物，叫曾彦修。开头胡绳还挂名，他名义上是社长，但是很少见他，我一共只见过他两三次。主要负责的就是曾彦修了，第二把手是王子野。
曾彦修来了以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于是，又调了好多人来。我的领导里边又增加了一些人，我的服务对象阵容强大。应该说，有了这些著名人物的加入，我认为，五十年代里边，共产党最优秀的出版家当时都集中在社里了。社里有曾彦修、王子野、陈原，后来又有一位史枚，就是后来当《读书》杂志主编的先生。他的资格很老，据说他是胡绳的入党介绍人，或者胡绳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说不清楚。总之他和胡绳是同学，都是苏州人，是苏州中学的地下党。他当过上海的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后来在上海被逮捕，逮捕后脱了党。以后他又到过新疆盛世才那里，资格非常老。这位老先生后来虽然是非党员，却是一位永远对很多事情都不买账的人物。
顺便先说一句，我之所以到《读书》杂志，跟这位老先生也有关系。因为老先生们主编了一段时间的《读书》，发现他很倔，对谁都不买账。中宣部那些部长们他也根本没有看在眼里。后来要找一个人，能够跟他协调的人，发现我跟他比较协调。不是他买我的账，是我听他的话。从他五十年代进入人民出版社开始，我做他的小助手。到“文革”时期去干校，我们两家又在一起，住得挨近，两家生活处得很好。我跟他很熟悉，他也一直认为我是“孺子可教也”。他还一直告诉我，要读什么书，读什么书。这是后话。
我给出版社的领导当秘书，说是秘书，实际上什么事都做。比如说，王子野的太太生孩子。我就负责联系医院，然后把太太和他们的小女儿接出院，这类事情也是要做的。我忙得非常愉快，真是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间，那真是如沐春风的感觉呀！因为他们整天谈论的都是学问，这是一帮很有学问的人，是共产党的出版界里边最有学问的人。他们集合在一起，我为他们服务，整天在他们身边，听他们高谈阔论，那是多好的感觉！
1954年中，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决定，里边当然首先强调，人民出版社要出版符合马列主义观点的书，可是也提出了很多新的工作思路。比如有一条，对人民出版社的人来说，是全新的，就是人民出版社可以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的用处的作品”。
这样一来，我发觉，从这以后，三联书店出版的书籍是跟过去大不一样了。经过“文革”到现在，我敢说一句话，能站得住的书籍，大多是那些虽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而并不纯熟的著作。现在这些书还时常被人提到，那些运用得很纯熟的书，恐怕就很少有人再提了。
为了这些书籍的出版，社领导经常要开会讨论。我每天伺候这些老人家开会，在旁边听他们讲很多话，这是我在出版方面的很重要的启蒙教育。比如，他们学习中央的文件后，要研究怎样领会，怎样贯彻落实。尤其是曾彦修，他一向思想解放，讲话声震屋瓦，而且直率得很，脾气非常之大。一次有一个编辑找他汇报工作，他听了两句，不高兴了，就对那个编辑说：你口齿不清，说话不清楚，叫你的主任来跟我说话。曾先生就是这样，不高兴的时候甚至要摔茶杯摔什么东西的。可是他做工作非常有眼光，有魄力。三联编辑室就是陈原当主任，戴文葆当副主任。陈原不在的时候，就是“戴文葆代”。
这一下，出版社真是兴旺啊。三块牌子、六个编辑室（包括一些杂志的编辑室）对外活动，一批有学问的老共产党员出来主持工作了。当时我也看不出，从延安来的人和从白区来的人有什么矛盾。延安来的几位，例如王子野、曾彦修等等，学问不比白区来的人少，讲话也是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我们这里的编辑部很特别，大家的外国话都很好。我在他们身边做秘书，非常的高兴。我自己认为，这是我的研究生时期。从1954年到1960年，这六年里我等于念了六年的研究生。我很努力，几乎把出版社资料室的书全部翻了一遍。我那不叫看，只能叫“翻”，就是要知道都有点什么书。领导要是问，要是说什么事儿，我马上就要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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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漫画像。沈昌文在陈原手下工作前后50年。 |
肃反时期，戴公就挨整了，材料也公开了。事情就是他高中毕业以后，加入了他所在的县的军统或中统的一个机构，后来又被提拔成为那个机构的领导。以后他又去上了大学，上了大学又参加了进步学生的活动，又成了非常进步的人士。可是，按那个时候的说法，“站长”这个职务是“够线”的。后来再怎么进步，当时的作为已经够了“线”了。一旦“够线”了，就要怎么怎么着。其实，据说戴公当时做的工作，是抗日的。但因为他是属于“够线”的，所以处分得很严厉，搞得很凶，撤销了行政职务，不能再当领导了。不过，不当领导，他实际上还是领导。审稿要签字，要领导签字，所有的稿子还是他签字：陈原，戴文葆代。
1954年到1957年，名义是人民出版社，实际上做事情的都是三联书店，都用三联书店的名字出，因为三块牌子里边最能用的就是三联书店这块牌子。
这期间，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陈原亲自领导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当时也是中央来的指示，我想不是胡乔木就是周扬了。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办法，要翻译出版一亿两千万字的世界学术名著。于是，三联就由陈原负责来做，陈原下面主要就是戴文葆和史枚两位。我就协助他们制订计划，做得非常辛苦。订出来的计划，我们内部叫“蓝皮书”，因为这个计划的封面是蓝色的。跟后来出的“灰皮书”、“黄皮书”不一样。“灰皮书”、“黄皮书”的封面就是灰的或是黄的。这个计划现在还在，一亿两千万字，那真是很大的规模。出的第一本就是《小逻辑》。
当然，陈原是非常稳重的。他再三地告诉我们，要从马恩著作中去找题目，马恩列斯我们先出，便于大家研究马列主义。马恩肯定过的，批判过的，都可以出。我当时只能做做最小的助手。老头儿不断在教那些编辑们怎样做编辑工作。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包括怎么改稿子，包括怎么写信，包括怎么判别水平，等等。说起来，一个一个故事总有几十个之多了，今天表过不提，以后把有关材料找出来，再作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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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用，沈昌文的顶头上司 |
范用是我的领导，跟我也很熟，可是他从来不跟我讲牵涉到机密的事情。也许因为他是党员的关系吧。全靠我自己琢磨，好在我很会琢磨。
戴文葆是范用介绍进来的。1957年，戴文葆是所谓跳得很高的人。他很会讲话，他对党内官僚主义的揭发是非常动人的，非常有吸引力，有鼓动性。
大概是1957年5月份吧，有一天，范用直接告诉我，我们决定（当然是党组织的决定了），明天对戴文葆点名批判，要划他右派了。你今天就写一篇大字报表态！我就连夜写了一篇，题目记得是：戴文葆，你要做什么？义正词严。意思无非是说他别有用心。有了这张大字报，我就被认为是群众中间叫出“反右”呼声的第一人。
接着，戴文葆当然被划了“右派”。以后，为我做“反右”鉴定的时候，认为我虽有错误，但反击戴文葆我立了第一功，于是我虽有右派言行，却只定为“中右”。
当时出版总署的整个“反右”运动是陈克寒管，他是雷厉风行的。据说陈原、范用都听到了一些风声，很快就转过来了。他们有一个商量，要保谁，要甩谁，等等等等。我不但被保了，而且立功了。
我经历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1953年的时候，就有人要把我弄掉。范用是我的老领导，当然说话了，但是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我只知道，我的科长严俊帮我说话了。范用是严俊的头儿，也可能为我说话。再高一级，我就不知道了。以后，王子野把我调去，范用肯定是赞成的。
当然，后来也批判了我的所谓“中右思想”，这也影响到了我的入党之事。尽管当时我已经申请入党了，但我不是1957年加入的。到了1960年，才批准我入党。
我入党的故事很有意思。我是跟董秀玉同年同月同一天经过支部大会讨论的。对董秀玉，大家认为优秀已极呀！半个小时就通过了。我是怎么都通不过呀！包括1957年的错误，一大堆呀！最后，王子野起来，讲了一两个小时，讲我们共产党到了这个时候，是需要学习的，他用共产党的道理来证明我不是有些人批评的所谓“白专道路”。我理解他的意思，这不是对我一个人怎么看的问题，这是个导向问题。他是企图借这个事情澄清一种不大正确的认识，树立一种典型，说明这是我们党需要倡导的。党委书记这么一说，会上的发言就转向了，我经过几个小时讨论，总算表决通过。
我找对象的历史，这里回顾一下，就是所谓的“初恋”。
我1953年做校对，1954年8月离开校对科。离开校对科前后，跟一位女士谈恋爱了，她也是做校对的，跟我一起工作。后来，她因为爱好美术，就从校对科调到了美编室，画封面去了。她的父亲是故宫的，在故宫看库房，是老北京，非常老资格的北京人。她的妈妈去世了。她叫胡文珂。我认识她，跟她好的时候，两人挺谈得来。她喜欢艺术，我不懂艺术，可是还能对话。她身体总是不好。几乎是每天中午，我们都要一起出去，送她回家。
她有一个特点，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拒绝任何政治活动，更别说政治斗争。她也坚持不入团，因此被认为是落后的人。我却是个所谓“优秀青年”，是一定要争取入团入党的。当时，团支部、党支部都找我谈过话，对她的态度简直是激烈极了，希望我不要跟她来往。可是我还是跟她来往，是什么吸引我呢？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她对我的欣赏和肯定，可是我却没像她那样能欣赏我自己。
我做的很多事情，比如翻译等等，她都很欣赏，认为我做得很对，很好，但就是讨厌我参加政治活动，而且是非常讨厌，经常用各种奚落的话让我不要参加政治活动。她是从美的角度看这类事情的。她认为，人要是一搞这些东西，就不美了，就丑了。她说我本来是很美的，可是一参与政治，就不那么美了。
到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们之间就闹了一点小矛盾。我先是参加了所谓的“右派进攻”，到了打右派的时候，我要解脱我自己，就不能不参加批判斗争，而且批判对象是曾彦修，我是他的秘书，必须揭发检举批判他。这位胡小姐无论如何不要我参加，可是我无论如何要参加，我有功名之心呀！
我记得很清楚。1957年的某次批判斗争会，我表示一定要参加。她看我既然一定要参加，就表示她也参加，条件是不发一句言，就是看。我们就开始批判揭发。是不是慷慨激昂，我也忘了，其实我也慷慨激昂不到哪儿去，反正是要洗刷自己吧。那天做的事情，非常的差劲儿。会后她说：我今天看你的形象，简直是丑得不得了。我能理解她。她不是同情右派，她是天生不喜欢政治斗争。她希望人是美的，不希望因为参与政治变丑。
到1958年的时候，组织上实行了一个措施，鼓励人们退职。实际上就是，组织上觉得政治上不行的人，就让他们回家。当时不用“退休”这个词儿，而是以“劝退”为名，给她一笔钱，就让她回家了。这笔钱不多，她比较困难，身体又不好，我总想接济她。可是她非常高傲，不要我的钱，两人经常为接济不接济而闹点小矛盾。到了1959年，她终于因为郁郁不得志而病逝。
她去世以前，因为她的性格问题，我家里对她不大接受。“家里”主要是指我妈妈。再加上单位认为我这样一个优秀青年总是跟她这样一个落后的人在一起，对她有压力，对我也有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应该说，我是屈服或者是半屈服了，没有给她以精神上的安慰，只是在生活上尽力帮助她。可是每次要接济她的时候，她简直就像是受了很大的屈辱似的。她非常愿意跟我在一起，又总觉得跟我在一起是拖我的后腿。后来是她的哥哥告诉了我，她去世了。我很难过，手上只留下了一张她的照片。
胡小姐去世后，大概半年一年吧，我通过我们的领导去追求另一个女同志，结果遭到拒绝。当时这位女士也在校对科，我们是同事，而且我们两家有点熟。这位女士业务上非常好，性格又很泼辣，在阶级斗争中敢冲敢打，冲锋陷阵，当然不可能欣赏我。
说实话，我那时一心想的就是这些。用我自己的词儿说，叫“功名利禄”啊！尽管当年时髦的词儿叫“革命”。
没多久，我就下乡了，去“整社”，就是整顿合作社。
（摘自《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版，定价：1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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